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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日记】管经学部“听老教授讲故事”系列活动第二期:走近退休教师吴立文教授

作者:管经硕1603党支部 仓楠 来源:管理与经济学部 时间:2017-01-17 14:27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大工传统特色,培养一流人才,进一步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管理与经济学部学生党总支开展了“听老教授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1月11日,管经硕1603党支部的党支部委员与党员同志代表,拜访了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近30年的吴力文教授,听他讲述了当年中国管理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实践——大连中美培训中心项目,共同回忆起那段光辉而坎坷的历史。

现年68岁的吴老师精神矍铄,十分关心同学们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在支部成员们进行的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吴老师与同学们就学习生活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谈到三十年前中美合作培训中心项目,吴老师感慨“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从学生时代开始,吴老师就与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结缘,吴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以走读的形式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在工厂工作过的经历使他对管理很感兴趣。读大学二年级时,中美培训中心项目正式落成,工学院在同一时期成立了师资班,吴老师努力争取并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因此成为了培训中心项目从初创到结束这段历史完整的见证者。谈到这段历史,吴老师对老一辈大工人们勇于争取承办培训中心的机会、克服培训成立过程中物质上的困难、项目紧张而高效率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小插曲都历历在目。谈起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如数家珍,既活跃了谈话的气氛,也让我们对三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生动。

这次访谈给参与的支部成员们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当我们真正去触碰那段历史的时候,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大工人为管理学院的创建、我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以及为全国管理管理教育实践所做出的贡献。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与这段历史相伴而生的红色精神也不该被遗忘。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工人应该将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下去,从红色基因中汲取营养,为学校的建设“双一流”贡献力量。


附专访稿:《听吴力文教授讲中国管理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实践

求新知,求学之路一波三折

吴力文教授生于1949年,至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作为下乡知青已经在凌源油泵油嘴厂担任车间副主任。对于当时工厂来说,抓生产是第一要务,吴老师担任的车间副主任一职,正是负责工厂的生产技术方面。但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需要再学习新的知识才能为工厂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方面是在技术上,吴老师在担任车间主任期间除了负责日常生产工作以外,逐渐开始承担一些科研项目,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在对微积分的运用上遇到了困难;另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管理对工厂的重要性。“我的成本核算再准确、再认真,一项错误的决策还是会带来效益上的亏损。”对微积分知识的渴望和对管理的兴趣使青年的时期的吴老师决定“拼一把”,和厂里的知青们一起参加1977年的高考。

然而求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高考的前一晚,吴老师还年幼的孩子发高烧,连夜照顾妻儿的吴老师在凌晨四点钟才靠在炕头上休息了一会儿,五点钟就要赶上从厂里出发的车去参加考试。“其实我当时睡过头了,汽车拐弯的时候车上的工友看到了我,让司机停下车等我,这才赶上了高考。”吴老师对当时险些错过汽车的细节依旧印象深刻。每每谈起,都会感叹“人生真是充满了偶然性”。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悄然改变的吴老师后来的人生轨迹。

高考结果出来了,吴老师和工友们包揽了县里的前几名,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已经结婚生子的考生不能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的吴老师刚好接到了去山东出差的任务,便把上大学这件事搁置了下来。而就在他在外地出差的这段时间,事情迎来了转机。时任大连工学院院长的屈伯川教授认为用“已婚已育”“右派背景”这样的理由将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是不合理的。于是他主动向邓小平提出大连工学院扩招300名走读生。这在当时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高校都在招生中考虑阶级和家庭状况的时代背景下,算得上是“惊人”之举。正是屈院长这份对人才的爱惜之心和与制度中不合理部分对抗的勇气,使大连工学院又多了300名能够靠知识重新书写命运的学子,而当时的吴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

由于在工厂工作的背景,吴老师进入工学院后便被分配在机械系,但他对管理的兴趣从未削减。在大学二年级,由于母亲病重,吴老师一度想要退学照顾母亲。在医院陪护期间的他心系学校的发展,由于之前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使他看到“管理”对未来中国的重要意义。他还试图通过写信的方式向学校领导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学校能够成立专门的管理专业。也就是在这一年,中美大连培训中心成立了。学校为培养未来的管理学师资队伍,从每个学院选拔学生参加师资班。“我正好对管理很感兴趣,我马上和辅导员说,我要参加!”说到这里,吴老师的眼里还闪烁着当年的兴奋劲儿。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工人,“文革”的余悸还留在中国人的心里,中美关系也还并不稳定,一旦中美关系恶化,政治风向改变,师资班的学生很可能失去文凭。因此,一些被选拔进师资班的学生也在家人劝阻下放弃了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机械系空余了一个名额,吴老师加入了师资班,走入了管理学专业的大门,并将教授和研究管理信息系统成为毕生的事业。

求高效,人力物力自力更生

1979年我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5月,在邓小平访美结束不到三个月,中美双方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在这一协定书中,两国合作举办管理培训项目作为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总项目中的子项目被确立下来。

项目签订以后,选择一个学校作为载体迫在眉睫。共和国老一辈的教育家屈伯川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向国家经委、国家科委、教育部这两委一部力陈大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承办好此项目的决心。

由于经费紧张,项目落成时间紧迫,眼看着与美国约定的开学日期就要到了,新建一个培训中心肯定来不及。屈院长接到承担项目的任务以后,几乎动用了学校能动用的所有资源。首先是教室,据吴老师回忆,学校将主楼四楼老师们开会用的小礼堂腾了出来,稍作改造后作为培训中心的教室;接着是国外教授们的住所,屈院长动员教职工们克服苦难,让出了一栋刚刚建成、正待分配的教授公寓,购置了家具、淋浴必需品等,将教授楼改成了专家招待所;除此之外要安排国内学员们的住所,“当时女生与男生住宿条件不同,女生分为4~8人间不等,学校将女生宿舍全部变为8人间”吴老师回忆道。就这样,腾出了当时的一栋女生宿舍“四舍”,作为培训项目学员的宿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师资的配备。培训项目的教授主要来自美方,但中方需要协调全国各大高效抽调经济管理专业教师作为中方教学辅导团。经历过“文革”时代后,高校里的管理专业几乎消亡,要抽调具有经济管理知识背景的教师谈何容易?在组成辅导团队的过程中,大连理工大学及时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老师甚至师资班的学生都参与到日常的辅助工作中。

攻难关,填补翻译人才缺口

培训项目正式开班之后,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个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翻译。

会说英语的老师少,具有经济管理背景又会英语的老师更少,而这种人才恰恰是最急需的。吴老师回忆说:“当时很多外语学校的学生刚来的时候很自信,翻译了一段时间之后都坚持不下去了,还有的把公式中的比例关系翻译成上和下,闹出不少笑话。”美国教授的回国日期是一定的,翻译工作如果不能顺利开展,就会耽误宝贵的课时,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翻译“神话”出现了。

吴老师口中的这位“翻译神话”名叫靳乃瑞,是当时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曾在在美国学习过MBA,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培训项目挖到这一位人才后,课程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靳乃瑞的翻译能力不仅让学员们认同,也得到了外国教授的认可。当其他人翻译出现问题时,外方教授都会做出“请”的手势,示意在前排听课的靳乃瑞上来翻译。靳乃瑞还很替学员着想,美国教授习惯在讲课过程中插入活跃气氛的玩笑,将这些玩笑翻译出来会压缩上课的时间,不翻译又显得不太礼貌。每次教授讲完笑话,他会用中文说“教授刚刚又讲了个笑话,大家配合着笑一下吧。”没成想,这样的一句调侃在学员们看来比笑话还好笑。这也算是在培训项目艰苦而紧张的运作当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每天上午四节主课,下午两节自习课的翻译强度让靳乃瑞很难坚持下去,翻译队伍急需招揽新的成员。就在这时,一名因为右派背景被安排在江西铜陵的矿坑下教英语、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英语教师被“挖”到了大连理工,他凭借较好的英语功底和对经济管理知识极高的领悟力,很快便胜任了翻译的工作,而这位“矿工”就是后来名震中美的组织行为学大师、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余凯成。

随着两位翻译主干力量的加入,加之随后辽宁师范大学,辽宁财经学院等学校纷纷推荐翻译教师,翻译的人才缺口总算得到了填补。这一段经历可谓跌宕起伏,激动人心,这一难关又被不畏艰险的大工人克服了。

此次拜访老教授之行让支部成员们收获良多,无论是从吴教授自身的经历还是从中美合作培训项目的创立与运行过程中,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大工人有理想、有抱负、勇于攻坚克难的精神。访谈中,吴老师反复提到“培训中心的这段历史不该被抹杀”,与这段历史相伴而生的红色精神也不该被遗忘。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工人应该将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下去,从红色基因中汲取营养,为学校的建设“双一流”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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