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生的履历很长，但长长的履历中“公安”两个字贯穿始终。

        孙玉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名叫“公安”的村子里，儿时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警察。在他的执拗追求下，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他走进了公安系统，一晃已经有了18年的警龄。 

        进入公安系统工作后，孙玉生经刻苦攻读又获得了黑龙江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用孙玉生的话讲，“自己当警察完全是一种必然”。

        临危受命

        孙玉生在寒冷的冬天来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走马上任。

        2003年4月28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经过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在齐市展开“扫黑”行动，齐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此走上了末路。作为黑龙江省2003年“打黑”第一案，“4?28”案件从性质到情节，其恶劣程度震惊全国。在深挖保护伞工作中，包括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一名党委成员及两名分局、支队领导在内的一少部分干部、民警牵扯其中，外界舆论哗然。案件所涉及的干部、民警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对全市公安机关的震动很大，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很大。全市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承受了很大压力，公安民警形象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2004年年初，齐齐哈尔市公安队伍警心涣散，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迅速滑坡，广大公安民警情绪低落。

        2004年3月17日，孙玉生来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上任。如何看待“4?28”案件并迅速走出阴影，是许多同志需要面对的现实，更是孙玉生到任后需要面对的现实。“4?28”案件问题严重，影响恶劣，在涉案的干部和民警当中，有的社会知名度很大，这种情况的确很难让人理解和接受。但是，孙玉生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更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

        孙玉生经过思考认为，“4?28”案件只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终究是个人行为，齐齐哈尔市公安队伍的主流还是好的。不论是在对敌斗争，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等关键时刻，公安队伍还是能够拉得出、叫得响、打得赢的。特别是在抗击“非典”及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8?4毒气弹泄漏”、“萨拉伯尔爆炸案”等危难关头，齐市的公安民警都能够积极应对，从来没有“掉链子”，这些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道和市领导的赞扬。在那些参战民警身上，体现了人民警察的高尚品质和道德修养，也从中折射出齐齐哈尔市公安队伍的群体形象和团队精神。所以，公安工作从头再来是大有希望的。

        典型引路

        初到齐齐哈尔工作的日子里，孙玉生刚刚脱离拐杖和轮椅，但远远还未结束治疗。每当夜深人静之际，疾病带来的疼痛令孙玉生无法入睡。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在思考从哪里入手，引领齐齐哈尔的公安工作实现新突破、打开新局面。

        于尚清的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于尚清在2003年9月3日发生的萨拉伯尔酒店爆炸案中，先后排除了犯罪分子设置的11枚爆炸装置，但不幸被炸成6级伤残。公安部授予于尚清“二级英模”称号。在孙玉生的直接提议下，被精心总结的于尚清同志先进事迹，不仅在齐齐哈尔，而且在全国公安系统引起巨大震动。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两次对于尚清同志的先进事迹做出批示，黑龙江省委、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齐齐哈尔市委分别做出向于尚清同志学习的决定。

        一石击浪，全市几千名人民警察从于尚清事迹中汲取了力量，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在此基础上，孙玉生又在全市公安机关确立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实战型、廉洁型”四型机关的工作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改变公安工作面貌的举措。

        骏马加鞍

        公安队伍是和平时期为公众利益牺牲最多的一个群体，公安部门经费紧张、装备不足等是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孙玉生上任后，市局领导便再没有添置一辆高档轿车，省下来的经费全部投放基层。

        为保证公安民警在因公伤亡时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及时救助，根据齐齐哈尔的实际情况，孙玉生联系市卫生局和财政局建立了“公安民警因公负伤快速救治绿色通道”。公安民警因公负伤后，可凭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到医院先行接受救治，事后再补办手续，保证民警不贻误治疗的最佳时间。

        孙玉生还发动民警集资设立“公安民警因公伤亡专项救助资金”。在集资活动中，孙玉生带头集资2000元，其他班子成员每人1500元。市委和市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财政部门专门拿出20万元补充到基金中，地方各大企业也相继赞助50万元，到2005年年底已募集资金200万元。在专项救助资金设立之初，作为必要的补充，齐市公安局还给全市公安民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有了组织上的关怀，有了装备上的保障，有了社会的关注，基层民警的心头漾起了三春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