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父刘长春,刘鸿图与奥运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奥运火炬传递到沈阳时,刘鸿图作为火炬手跑第一棒。7月17日早8时零8分,他接过“祥云”,深情一吻,激动地说:“爸爸,您的梦想实现了!”

　　百年奥运,两代人的梦想成真。他动情地说:“父亲不能亲眼目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是他的遗憾;我和哥哥刘鸿亮能成为奥运火炬手,算
是替父亲弥补遗憾,传承奥运梦想。”

　　在刘鸿图的回忆里,父亲对奥林匹克的热爱和追求从未停止过——

　　在中华民族饱受列强凌辱的情况下,父亲参加了1932年第10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作为中国唯一一名运动员,有一种形单影只的孤独与悲愤感。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第11届奥运会,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虽然人数不少,大概100多人,但却组织混乱,乌烟瘴气。比赛失利后,靠德国华侨捐款,父亲和队员们才得以回国。在返回途中,新加坡的华文报纸登了一幅漫画:一座人墙上立着一个大鸭蛋,旁边是一个中国运动员,举着奥运五环旗,漫画标题是“鸭蛋冠军”。

　　我父亲大发感慨:国运衰、体育衰。从德国回来后,有人搞了一个“体育明星签名簿”,我父亲在签名簿上写道:准备着,1940年名扬三岛。“三岛”指日本东京,可见其为民族争光的雄心壮志仍不泯灭。

　　解放后,我父亲满怀豪情投入了新中国的体育工作,在大连理工大学做体育教练。1958年,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梁建勋在全国第一次运动会上,打破了我父亲保持了25年的百米纪录10秒7,我父亲非常高兴,马上给梁建勋拍电报祝贺,希望他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1955年我父亲听到中国要参加第16届奥运会,非常高兴,并希望台湾、香港、澳门运动员加入统一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由于当时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拒绝参加第16届奥运会。1979年4月26日,得知我国要参加第23届奥运会后,父亲激动地说:“旧中国,当看到别国国旗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空升起的时候,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在奥运会上腾飞的日子指日可待。”

　　回到大连后,我父亲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少年田径班,从附近的初中、高中选拔短跑项目好的学生,为奥运会培养苗子。那是1980年,父亲已经72岁,身体比较虚弱,可他每天都要到运动场,指导学生训练。

　　为了和时间赛跑,父亲写了《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始末》一文;他在晚年编写《短跑运动》一书,总结一生的短跑经验。为了使这部书尽早问世,他抓紧点滴时间,书稿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于1984年出版。(本报特约记者　吴琳　通讯员　宋悦华　吕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