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虽然让几万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也使得几百万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从震后废墟中显露出的人性的温情和美丽，从迅速展开的全民大救援，从国旗首次为普通死难者而降来看，一个我们呼唤已久的，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蓬勃发展极为可贵的公民社会却也在这次地震中得以成长。这或许是此次悲剧中让我们稍感宽慰的一点。

        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责任社会。要权利和义务对等，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让市场、社会和个人发挥作用，并在各自的边界内承担起责任，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中国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力量与公民社会，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提高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鼓励他们参与公共活动，树立公共责任精神。

        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壮大，以及利益的独立和分化，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逐渐在中国形成。此次汶川大地震，虽然震级之强、范围之广、破坏之惨烈以及救援之困难，都超出了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是对中国的一次全方位考验，事后的救灾表现证明，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以全新的面貌经受住了这个巨大的考验。这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此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首先，从政府来看，在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面前，中国政府不仅反应迅速，而且灾害之后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保障民众知情权、尊重生命、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形象。像地震这样的重大突发灾难，公民首先需要的是对灾害的知情权。地震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告之真相，并在以后的时间里注意随时辟谣，开放中外媒体到震区采访，央视多个频道24小时连续直播，等等，满足了民众对灾情信息的及时需求。灾难发生后，最重要的是抢救人的生命。十几万大军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以和时间赛跑的速度从废墟下抢救生命，即使在72小时黄金救援期过去后，仍把救人作为首要任务，开放多支国外搜救队伍入川救援，为在大地震中伤亡的普通遇难者设立国家哀悼日，这些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的尊重。

        其次，本次地震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公民的成长。合格的企业公民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过去没少受到公众对其承担社会责任不力的责难，但这次包括国企、民企、外企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利润厚薄，都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各项捐赠的慈善活动。一些企业不单捐钱捐物，还成立基金，将这种慈善延续下去，比如中国人寿已宣布将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还有一些企业家组成民间志愿队，直接参与抢险救灾。如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组成一个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的民间抢险突击队，目前正在震区开展抢险救灾。掌握着雄厚财力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公民社会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抗震救灾中企业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断增强，充分说明在中国，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团体正在形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广大民众和民间组织的表现。所谓公民社会，不单单是一个由“公民”身份者构成的社会，更是一个让普通人起到公民作用的社会。而公民要对社会起到作用，就必须积极地介入和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为每一个人的参与而敞开，尽管每一个人在其中实际并不同等地参与。”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不仅能看到国家领导人在地震现场，而且也被灾区人民的自救和互救行动感动着，被民间志愿者的无私帮助感动着。民间的捐款捐物自不必说，成都街头市民的争相献血，网络和手机短信中充满关爱的无数留言，明星歌手的筹款募捐，等等，全国汇成了一支爱的旋律。特别是在灾难发生后，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各个灾区，他们在废墟中寻找生命，将民众捐献的衣物在第一时间分发给灾民，将食物和水送到灾民手里，扮演了协助灾民改善灾后生活的重要角色。比如，民间组织设立了抗震救灾NGO四川协调总处，下设医疗服务、物资分配、前方信息收集、对外宣传、机构联络、志愿者管理、后方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等小组。人性的光辉在这次救灾中到处显耀。可以说，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对汶川救灾的积极参与，真正实践了公民的责任精神。而自主民间力量在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正是公民社会崛起的重要标志。

        如今，大规模的抗震救灾即将过去，之后是一个漫长的重建家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通力合作，使每一个人充分履行其公民责任。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此一灾难的严峻考验，伴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成长进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更易的。（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