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大学的发展、变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种种挑战相互制约，不断超越，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

　　●“神殿”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存在的基础，而大学作为一个“神殿”，在其现实性上应当是“国家的”，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处理这个矛盾需要“理智”，“理智”是大学处理“神殿”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基本要求。

　　●现代大学以照亮人性的美和探究真理为己任，充满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以学术自由作为维持其活力的源泉，真正成了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

　　“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翻译家艾伦•布 鲁姆在其专著《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作出的精辟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大学和怎样办大学这样两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地揭示了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挑战，大学应当始终坚守和不断超越的基本价值信念和大学理性基本精神。

　　神殿：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存在基础

　　“神殿”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存在的基础，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既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又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

　　我国先秦时期《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论述了孔子儒学以“明德济世”和“修齐治平”为核心的教育理想。“自由教育”思想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倡导和后来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 约翰•亨利•纽曼坚守的一种教育理想，他们认为“自由教育”进行的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这两 种教育理想的共同点是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古典大学随之被人们赞誉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这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留给今日大学的宝贵遗产。

　　大学在诞生之初，仅是一些知识分子出自共同爱好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期望在相互 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满足自己求知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来自王权和教会的强烈干预，中世纪大学正是在与王权和教会，特别是后 来在与罗马教廷的奋争中获得了一定的自主地位，继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知识权威的尊严，为西方大学精神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了大批杰出学 者，成为当时引领人们冲破宗教枷锁的思想先驱。

　　到了近代，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理性终于成为人 类认识自然和驾御自然的认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随着柏林大学在1810年的建立，科学正式进入了大学的知识殿堂，一种崭新的以“教 学与研究相统一”和“由科学而达至修养”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大学观随之形成，传统大学逐步演变成为现代大学。从此，现代大学以照亮人性的美和探究真理为己 任，充满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以学术自由作为维持其活力的源泉，真正成了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

　　国家的神殿：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大学作为一个“神殿”，在其现实性上应当是“国家的”，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相关。

　　在西方，当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的时候，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 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源地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位于法国巴黎的一连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成功文治、革命大业和帝国辉煌提 供了思想的、技术的、艺术的支持。当近代大学转而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很快地，英国就成为震撼全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在德 国萌发的时候，德国随之在世界科学界和科学人才培养中占有绝对优势，堪称当时世界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把英国的教化型的 博雅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专业学院三者融合一体之后，世界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

　　在我国，从汉武帝到清朝晚期，孔子儒学以“明德济世”和“修齐治平”为核心的教育理想对 养成我国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伟大篇章。近代以来，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具有强烈 的民族情感和鲜明的大学意识的新一代大师群体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经过短短20多年的艰苦努力，效法西方为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大的历史角度来说，其根本着眼点是为了追寻中国 的出路，最后终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并且在解放区进行了初步的教育改革 实践，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指明了方向。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为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 巨大腾飞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理智：大学处理神殿与国家矛盾的基本要求

　　“神殿”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存在的基础，而大学作为一个“神殿”，在其现实性上应当是“国家的”，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处理这个矛盾需要“理智”，“理智”是大学处理“神殿”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基本要求。

　　一般认为，作为“国家的神殿”，大学的存在有两种哲学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趋向于 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探讨深奥的知识作为学术事业的目的，认为高深学问唯一坚实的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大学的政治化，将会导致学术的贬值， 主张大学应当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

　　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哲学则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 家有深远的影响”，“智力优秀只应该是学院和大学的众多目标之一，社会公正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绝对纯粹的研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高等教育一定要保 持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判断，那么学问就有无人问津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崇尚学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适应社会”，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要求是大学应当“理智”地应对外部世界的种种挑战，在积极适应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广泛需求的同时坚守自己应有的基本人文和学术价值。

　　以理智为基石：大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作为“国家的神殿”，“以理智为基石”指的是 “理智”地处理“神殿”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历史使命的根本。因此，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应当同时注意防止两种倾向，既 要防止片面强调“神殿”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存在的基础忽视这个“神殿”在其现实性上应当是“国家的”倾向，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大学在其现实性上应当是“国家 的”因而失去大学作为“神殿”应有的光辉的倾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通过回顾总结，我们发现，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自中世纪以来，近现代 大学的发展、变革主要是沿着两个基本轨迹前进的：一是从处于到走出象牙塔逐步融入到社会之中，大学的社会职能由“单一的教学”到“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再到 教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结合，始终坚守以“学术价值”作为自己应当追求的核心价值，其实质是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这是“知识理性”的核心；二 是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到“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再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大学始终坚守“人的发展”是教育 活动永恒的主题，致力于照亮人性之美，体现出一种对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这是“人文理性”的核心。

　　这种状况充分表明，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自中世纪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知识理性”和“人文理性”共同构成了大学理性基本精神的“永恒之源”，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历史使命的两个强大精神支柱。

　　应当说，千百年来大学的发展、变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 种种挑战相互制约，不断超越，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主、文明、公正的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充满人文关怀 的、相对独立的、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能够理智地应对外部世界种种挑战，不屈从于任何外在权威并能够摆脱任何外在诱惑的精神气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存 在。否则，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就会受到削弱，社会就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精神颓废和理想暗淡的名利场。这就是大学基本价值信念和大学理性基本精神 存在于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它也必将指引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今日大学开辟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