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的二月很少下雪,2002年尤其是这样。
炎旭的父母都在市体育馆工作。一个晴朗的午后,他神秘地对我说:“咱俩去体育馆呀,有一个大人物!”
那时,市体育馆还坐落在北山脚下,是一个内外都漆着浅绿色涂料的建筑。我很少有机会去体育馆,但每次去,总要对通往二层看台的一段狭窄的水泥石阶感叹一番。那天,我们到达体育馆时,应该是下午三、四点钟吧。因为,透过窄小的窗,残阳的触角恰好略过蓬顶的照灯。照灯亮着,其中的一盏还在不停地闪着。篮球场的一面洒满了金,但仅有的声响却从阴暗里传来。“声响”逐渐靠近,我看清了,那是七、八个慢跑着的运动员。
“那,王曼丽!”炎旭用手指点着跑在队伍最后的人,轻声对我说。
真的,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全国冠军,或者说与未来的世界冠军离得如此近。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无法言说的。
“过几天她就要去省城了。”炎旭突然略带酸楚地说,“因为市里没有滑冰馆,所以王曼丽其实是很少回家乡的。”
我懂得炎旭话中的深意。
恐怕是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吧,炎旭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喜爱滑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逢寒假,他总要时不时地拉我去滑冰——当然滑冰我不会。炎旭的冰场就是宽阔的江面,而我一直都是他唯一的观众。那几年,江面上出租马拉雪橇、单人冰车的商家是有的,但滑冰的人着实不多。因而,带着一顶鲜红色滑冰帽的炎旭在江面上驰骋时,总好象化作了一团火,仿佛那冰封的江面也被炙烤得吱吱有声。
像无数热爱滑冰的少年一样,炎旭梦想成为奥运冠军;也像无数热爱滑冰的少年一样,炎旭也许注定无法实现他的梦想。初中三年级时,炎旭转学到了宁安,从此就逐渐断了音信。上年寒假,在与人闲谈时我偶然得知,高中毕业后,好象他去了南方。是去上大学吗?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里无雪、无冰,雪国的孩子注定施展不了拳脚。
炎旭转学后,我只去过市体育馆一次,同样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潜意识里,我是想再见一次王曼丽的,但令人沮丧而又不出所料的是,我终究没能如愿。那天的体育馆空无一人,照灯未亮。只有阳光依旧,洒在球场上,暖暖的。
不过,后来王曼丽真地火了,她成了牡丹江人的骄傲。牡丹江,静静地在雪山里躺了七十年的城市,终于让世界听到了她的声音。当然,牡丹江还需要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作装点——或者说作支撑吧。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是一个机会,但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王曼丽只得到了一枚银牌。报纸上还是登出了政府的贺词,可城市先前的躁动却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归于平静,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届奥运会后王曼丽退役了,老的市体育馆也在这一年被推倒,加上之前炎旭的离开,这一切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的脚步变得匆忙,火红的炎旭在我的脑中也模糊了起来。但记得有一次,同学约我去滑旱冰,我因不善此道而狼狈异常时,脑中竟突然现出了炎旭。与迎着刺骨的江风在江面上飞驰的炎旭相比,泊来的旱冰让我油生了几分厌恶。回来吧,夺一枚奥运金牌吧,炎旭!不知他能不能听到,也不知他是否还怀揣着奥运夺金的梦想。但不管怎样,这些话我不会在炎旭的面前说起。因为,一个城市厚重的企盼本就不应永远由个人来承担。更何况,他可能已是一个公司的职员,或者再也不想回到牡丹江的江边。这就是雪国的命运,她孕育了有梦想的孩子,却对孩子的成功与失败都能泰然处之;她希望有一枚奥运金牌,却永远不会为它奋斗不止;她知道金牌的光芒会扮靓自己的容颜,却狠心用千年的冰雪将它深深地埋藏。可能王曼丽也被埋藏了起来,怀着对家乡的爱而自愿被埋藏起来。亿万年后,当一切重见天日时,世界已是另一番模样。
北京奥运会近了,而我似乎愈加地漠然。恐怕雪国人的寄托永远都不会离开冰刀和雪板吧,所以当这份寄托远去时,一切欢笑与热情便都要被千里封冰和万里飘雪掩埋了。八月,我确定不会去北京。一方面是因为门票、食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早失去了必要的激情。就留在陆地的尽头好了,看一看飞翔的海鸥,仔细听轻风从耳边拂过。至于奥运会吗,它会很盛大、很成功,我为它祈祷。
那么家乡呢?现在我觉得我对它有一些麻木。这个寒假,家乡没有下一场雪,只在我登上离家的火车后才纷纷有了银絮。被山风剥蚀了很久的白雪盖不住黑褐色的土地,斑驳着,很凄凉。
郭瀚元与我同行。他假期里去了海参崴,所以一路上都在向我讲他在异域的见闻。他说得很有趣,因为至少海参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郭说,海参崴有很多俄人在封冻的海面上滑冰。我马上接道,牡丹江上也有啊。这个假期,表弟要与同学比赛滑冰,赛场就是江面。他要我作裁判,我欣然应允。那天,天朗气清、江风凌厉,飞驰在江面上的小学生们如箭如梭,一身大红连体滑冰服的表弟尤其显眼。
突然,表弟消失了,转而江面上升起了一团火。这是我的错觉吗?表弟会是过去的炎旭,亦或是未来的王曼丽吗?他会摘下一枚奥运金牌吗?管它呢,冷风阻不住坚冰下的暗流,金牌及不上衷于滑冰的心火。牡丹江的二月可能没有雪,但总归一片冰心在玉壶。(“奥运情 中国心”主题征文比赛二等奖) ——作者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广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