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是怎样应对“挨骂”问题的

2021年06月10日 10:38  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承受着国际敌对势力的敌视和威胁,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也常常面临“挨骂”的问题。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国际舆论斗争时,毛泽东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挨骂”、如何利用“挨骂”更好地搞好国内的团结和稳定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重要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怎样正确认识“挨骂”

在领导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各种骂声中逆势而上、成长壮大的,“是被人家骂惯了的”。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骂”:对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牢骚、“闲话”甚至“骂”,我们要虚心接受并不断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而对于敌对势力恶意的“骂”,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要对其规律、特点及本质进行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先进的、正义的东西一开始总要“挨骂”。先进取代落后、正义取代反动是历史的规律,但先进的、正义的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总要经历一个曲折反复的斗争过程,期间难免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对甚至压制。

毛泽东说:“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他同时指出,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先进事物并不会因“挨骂”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其价值会随着它的发展成长而得到历史的证明。正如历史上曾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学说往往是经历了长期的质疑和非议之后才最终被历史证明的;同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诬蔑和攻击无法贬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先进性和正义性。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敌人的骂声中带领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幽默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虱多不痒”,中国共产党一出世就被人“骂”,是被人“骂”惯的、“骂”大的,而且越是敌人“骂”,就越是“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

敌人的“骂”有长期性、间歇性的特点。所谓长期性,是说敌人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是长期的、一贯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骂”也是长期存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已经被它骂了几十年,还准备让它再骂几十年。”所谓间歇性,是说敌人的“骂”需要“有题目可借”,“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

因此,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敌人必然会不断地寻找热点借题发挥、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攻击,而且往往越是我们的工作取得进步,敌人的“谩骂”就越会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在深入分析“挨骂”问题根源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对于敌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要作出充分的准备以积极有效地应对。

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毛泽东指出,敌人的“骂”不仅无法真正遏制中国发展,反而彻底暴露了国际敌对势力自身问题重重、外强中干,说明他们“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国内民众反战、反种族歧视等呼声,并掩盖其海外扩张、殖民侵略政策走向破产的危机,对中国内政外交横加指责、诬蔑。

毛泽东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他们越是提高反华调门,就越是会“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这些精辟论断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

“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得到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人民的理解和善意。他始终将鼓吹反华论调的政客与各国人民区分开来,将极端反华势力与中立友好的党派力量区分开来。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同时承受美苏两大阵营的舆论压力。1960年2月,我国政府在新德里和达卡组织参加了两个工农业展览会。展会期间,我国展馆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达卡民众甚至掀起了一个参观中国展馆的热潮;在新德里,尽管我国展馆受到一些反华分子的抵制和破坏,但几十天中竟迎来350余万民众争相观展,受欢迎程度超过其他国家。毛泽东看过有关材料后为全党算了这样一笔账 :我国展览大受欢迎的事实说明,国际上“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这些人加起来“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他们不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我们更不应该受其影响而对我们自己的前途命运悲观泄气。这些重要判断成为毛泽东处理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出发点。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为积极而有效地应对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诬蔑、谩骂和指责,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二、怎样积极有效应对“挨骂”

在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在有效应对国际舆论斗争中的“挨骂”问题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针锋相对、有理有据展开批驳。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他国内政从不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毛泽东指出,中国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国际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强加于中国的诬蔑和指责,特别是那些涉及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挺直腰杆,该回答的要回答、该驳斥的要驳斥,要坚决与之斗争。

毛泽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是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时,美国政府为掩盖其对华政策的失败,以“专制”“独裁”等罪名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在其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加以恐吓,扬言要在中国培养“民主个人主义者”,妄图颠覆新中国政权。这些污蔑和谩骂不仅在国际上混淆视听,而且使得国内一些人对中国的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和动摇情绪。

为了驳斥这些“骂声”,毛泽东先后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重磅文章,不仅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而且逐条驳斥了反华势力所谓“一边倒”“独裁”“恶意拒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蓄意诬蔑。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骂”我们的所谓“独裁”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独裁”,而且是较之西方式的虚伪“民主”更加进步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反,美国政客标榜的所谓“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美国提供的所谓“援助”更是以援助之名行侵略之实,是打着援助的幌子扶植代理人进而遏制中国革命,等等。这些驳论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堪称对帝国主义的“骂”敢于斗争的典范。

斗争须讲究策略和方法。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毛泽东强调驳斥国际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诬蔑既要坚决果断,同时又要对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讲究策略和方法。

1959年 4、5月间,国际敌对势力借解放军平息西藏少数上层分子武装叛乱一事大做文章,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并歪曲和丑化中国领导人形象。毛泽东针对部分国家出现的一些反华、辱华事件指出,敌人借西藏问题发难,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击,但也要区分缓急,讲究斗争策略:对长期直接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国际敌对势力,我们必须“极端强硬”;对刊登辱华内容的西方报纸要不惧威胁敢于斗争,借以扩大影响,“让世界人民注意”,但在语气上“硬性可略为降低”;对反华调门较低且受到外部势力挟制的国家,我们的驳斥则要相对和缓,“硬性更要降低些”。

针对不同反华势力采取不同策略,一方面可以防止中国在国际上四面受敌,另一方面还可以争取受挟制国家对华态度的转变,从而有利于瓦解国际敌对势力的联盟。

不计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始终尽最大的善意和诚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许多因误解和受帝国主义欺骗、控制而曾经“骂”过中国的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偏见乃至敌意,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接纳中国。

1955年12月和1956年2月先后有两支泰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彼时中泰两国尚未建交,由于在外交上长期受制于西方势力,泰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怀有疑忌,也曾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毛泽东会见泰国客人时真诚地表示,中国对泰国是当兄弟看待的,兄弟之间“有误会可以慢慢解释”,中国完全理解包括泰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自身的难处,这些国家“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同样,对其他亚非拉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国家,毛泽东也主张必须秉持开放的态度和一贯的诚意,彼此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历史证明,正是这种感同身受、以诚待人的大国胸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度陌生的新中国放下了疑虑和敌意。

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多边外交场合上取得丰硕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的“朋友圈”,顽固的反华势力越来越受到孤立,西方抛出的一些反华言论也逐渐失去说服力。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毛泽东主张开展国际舆论斗争也要像打仗那样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掌握主动,即在针锋相对、敢于驳斥国际敌对势力的攻击、诬蔑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落入对方话语陷阱和理论预设。用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的方式把我们的声音和主张主动传出去,“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使其作为生动的中国话语广为世人所接受。同时,还结合抗美援朝战争、日内瓦会议等重大事件主动面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正义主张。在毛泽东的探索实践和亲自指导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旗帜鲜明的中国话语、中国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比较广泛的认可和响应,为我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赢得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怎样利用“挨骂”更好地搞好国内的团结、稳定和发展工作

面对骂声,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要巧用“挨骂”教育和团结干部群众;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搞好发展,用实力和成绩使“骂声”不攻自破。

依靠“种牛痘”提高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坏事为好事。对敌人的骂声,他同样能“化腐朽为神奇”,将“挨骂”转化为引导干部群众增进团结、增强自信的契机,让敌人的“骂”发挥出特有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多次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挨骂”“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敌人的“骂”“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使敌人的“骂”转化为激励作用,激发党员群众的干劲和斗志,同时提升斗争本领和斗争警惕性。用敌人的反动言论甚至“骂声”教育国内党员群众,毛泽东将之比喻为“种牛痘”。

1956年,毛泽东批示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要求公开报道帝国主义“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他指出,这样做“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毛泽东注重通过“种牛痘”来教育人民,可谓用心良苦,他的用意不在于应对敌人的某一次“骂”,而在于对干部群众“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即引导中国人民在经风雨、见世面的斗争实践中抛弃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奴隶思想”“崇洋病”“恐洋病”等,帮助干部群众做到“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

“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敌人的指责和污蔑,目的就是利用其舆论攻势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歪曲事实,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污名化,妄图达到搞乱人心、破坏我国发展甚至造成我国从内部“和平演变”的险恶目的。“骂声”最终怎样收场、中国的主张能不能立得住、中国能否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归根结底还要靠我们自己的过硬实力给出答案。毛泽东强调,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是对敌人的“骂声”最好的反击:“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苏等对我国独立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谩骂和威胁之下,中国顶住压力,不仅于1964年10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试爆次日即由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有力回击了国际敌对势力围绕中国核计划展开的各种攻击谩骂和威胁。

此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谈到,没有原子弹,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就不算数,中国面对敌人的指责和诬蔑就不可能具备充分的自信和底气,就不能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顶住敌人的舆论压力,搞好国内发展,只要如此坚持几十年,我国变得足够强大后,各种嘲讽、谩骂、诬蔑就会自然失去说服力,用实力和成绩说话永远是对各种“骂声”的有效应对之道。

习近平指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国家“挨打”“挨饿”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如何妥善有效应对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指责和污蔑,根本解决“挨骂”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挨骂”问题的论述和实践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和解决“挨骂”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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