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现实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西方现有学科体系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关系问题，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元问题。

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近代以来，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方式，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镶嵌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分类，成为阻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一大障碍。例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还在围绕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有很多著名的哲学家都在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哲学。显而易见，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的。若用“哲学”概念的本义审视和检核，中国确实没有所谓的“哲学”，不仅没有独立的“哲学”学科，甚至连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也没有。于是，有人推定“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不能成立。然而，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做法，虽有其逻辑上的严格，但由于它把“哲学”的含义过分狭隘化，客观上助长了某种文化偏执情绪，反而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清理。这说明，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肢解原有的国学体系，用西方学术范畴来解读国学传统，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所以，大多数中国学者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某种外在的形式。因此，为中国传统哲学建立某种相应的“形式系统”，“穿上系统的外衣”，就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原来所谓的“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实际上不过是“西方”的哲学，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而且还为世界哲学贡献了一种形式，丰富了世界哲学的内容。对哲学学科这一元问题的反思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

彰显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才能真正彰显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这里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作一说明。近年来，学术界不断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议题的研究。曾经有段时间，有些人总是以西方国家的制度为“样本”来评价中国的制度。听起来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但历史证明，这种制度研究和设计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设计和发展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创造性前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这充分说明，地方性知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方面，我们要阐释好地方性知识的价值，阐释好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要将地方性知识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的内容概括好、提炼好、总结好，从而上升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由上可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彰显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处理好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解决好“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将“地方性知识”抽象概括上升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遵循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不断丰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突破西方学科中心主义的窠臼，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真正彰显和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